当《一九八四》变成我们的生活——浅谈科幻作品描述的专制手段在当下中国的实践（上）

文：二维袄      来源：无国界社运

假若未来考古学家在发掘我们时代的遗址之时，找到了记录刚刚结束的“盛会”的官方记录——不论是文字、录音还是影像，那些用各种手法强调出的“伟大”、“复兴” 、“胜利”、和“梦想”，无疑会给他们一种“乌托邦”的印象。但未来人应该是智慧的，很快便能发现光鲜亮丽外表下的陈腐、荒谬、压抑和丑恶。

之所以相信未来人的眼力，是因为过去的一些人，已对我们今天的遭遇有所预言——他们在科学和技术迅猛发展的这一、两百年间，依然对人类社会的未来忧心忡忡，认为科技的进步不一定意味着美丽新世界，也可能成为暴政和压迫的帮凶。这些带着忧虑、悲哀、恐惧（有时也有希望）的幻想用小说、电影、漫画等形式表现出来，成为了名为“反乌托邦”的一个科幻分支。其中最著名的，便要数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这部出版于1949年的警世之作，已经不幸地一次次成为现实的预告——居于当下中国，看到自由之门一天比一天紧闭，更是深有此感。

然而，由二十一世纪的科技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资本武装起来的这个专制国家，在手段上已经超越了奥威尔的想像：人工智慧技术让“思想警察”不再需要由人类来担当；移动通讯设备让“电幕”可以如影随形；敏感词过滤演算法让“忘怀洞”省却了熊熊炉火。于是乎，我们生活的地方，更像是各种反乌托邦设想的糅合之物，总在不经意间让此类作品的读者有似曾相识之感。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探寻一下，前人在科幻作品中描述的专制手段，是如何在今天变成现实的吧。

监控

在《一九八四》中，“老大哥在看着你”是通过“电幕”来实现的，后者结合了电视、广播、窃听器和监视摄像头的功能，被安装在住所、工作和公共场所。而在最近被公众所熟知的中国“ 天网工程 ”，则部分实现了这一幻想：它由超过2000万个遍布全国的高清摄像头组成，覆盖交通要道、商场学校、工厂企业等公共场所，而且不限于城市地区。其使用的电脑视觉判断技术更是可以准确识别人的年龄、性别、穿着等资讯——这意味着可以大大减少监控人员的工作量。最新的一段视频显示，在人脸识别和大资料技术的说明下，监控者可以即时获取路人的身份资讯。因此，“不当的面部表情都可能导致逮捕和监禁”的情节已经没有技术难度。

杭州一处马路的监控摄像头

虽然“天网”目前还没有延伸入个人住宅，但移动通讯设备的普及意味着只需利用骇客技术或某些软体故意留下的后门，就可以轻易把手机、电脑等设备变成监视器。另外，手机的定位功能也是无形的枷锁——当代的“温斯顿”和“茱莉亚”们要想来一次无人知晓的乡间幽会（或者其他不为统治者所容的活动），无疑更加困难了。人们通过电子通讯设备传输和发表的资讯，不论是电话短信、电子邮件、社交媒体还是网站留言，也都是监控的目标。今年爆出的一系列因在网上就非政治问题表达不满（医院饭菜难吃、不满交警执法、强制捐款等）而被警方拘留的事件，证明了高效的网路监控手段已经普及到了基层国家暴力机关。

当然，这些手段并非中国独有，美国就早已爆出类似的“棱镜计画”。有人或许会说，因为某些加密技术和某些企业的道德（及其各为其主的立场）尚未被攻破，所以我们的隐私并非荡然无存。但是，面对名为“国家”的巨大力量，这些“守卫”又能支撑多久？

资讯封锁

历史上，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专制政体都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精密的监控系统在后者大规模反抗之后便会迅速土崩瓦解——1917年的俄国和1989年的东德都是例证。解决手段之一，便是让后者保持沉睡、无知、恐惧或满足，从而不会有反叛的意图。那么，就必须要让某些资讯被隔绝和销毁，包括统治者的丑闻和弱点，历史的真相，更好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可能性，有关革命的煽动和论证，先驱者反抗的事迹，等等。

在《一九八四》当中，这个工作由真理部负责——篡改历史记录、编造假新闻、销毁可能引发反抗的词语。而在美国作家雷·布莱伯利所著的小说《华氏451度》（Fahrenheit 451）中，则是由“消防员”将书籍焚毁。在有着焚书坑儒传统的中国，文字狱、出版审查、抓捕传播禁书者等手段，也保留到了1949年之后。但网路时代的到来，让人们获得资讯的管道一度宽阔到难以封锁。

但很快，名为“长城防火墙”的专制工具终结了网路资讯自由的美好时光，并引发了延续至今的“翻墙”与“加高围墙”的斗争。虽然截至目前尚有某些手段可以打破封锁，但所花费的时间、金钱、技术和人身安全成本已经令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只能访问部分网路的现实，大量出生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青少年，甚至从未使用过Google、Twitter或YouTube。

而且有证据显示，政府已经做好了彻底断网的技术准备，以备不时之需。但这种极端手段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其对科研、贸易、外交等领域的影响是统治者无法无视的。于是乎，网路白名单制度渐渐浮出水面。这其中包含了两个技术方向：一是只有经过国家认证的“无害”境外网站才能被墙内线民访问，其他一律封死；二是只有一些特权人士或“可靠”的机构、企业可以有限或无限地访问境外互联网，其他线民只能访问国内网路。

在《华氏451度》中，反叛者们通过背诵来保存禁书。在当下的中国，为了限制传播已经存在于人们头脑（和其他储存介质）中的资讯，当局使用了敏感词检索技术，随时将“有害”资讯删除或根本不予发布，并不时地对传播者加以迫害。作为应对，人们要不断地发明敏感词的代替品，从而造就了另一种形式的“新语言”。

因郭文贵爆料事件导致“健身”成为敏感词的荒谬一幕

“犯罪”预测

虽然监控和资讯封锁已经有效压制了有组织的大规模反抗，但个体的和突发的群体性反抗仍然在中国大量存在。在菲力浦·狄克的小说《少数派报告》（Minority Report）中，一批在母体内遭遇严重化学污染的新生儿变异产生了预知未来的能力，政府利用他们制造了犯罪预防系统，并根据系统的预测在案件发生前逮捕罪犯。在当下的中国，一些企业正在协助政府开发类似的手段，并称这将有助于警方在犯罪行为实施之前识别和逮捕嫌疑人。

它们利用的并不是变异产生的预知能力，而是大资料、人工智慧、时空行为轨迹识别等技术。比如，如果某人手机定位显示其经常在敏感部门附件徘徊，网购了可以用做或制造武器的物品，或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显示出某种倾向，那么该人就会引起人工智慧的注意——每种行为都会根据威胁大小进行量化，然后由人工智慧预测出其实施犯罪的可能性。

当然，这一系统不会仅用于预测刑事犯罪，访民、拆迁户、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少数民族、公益人士都会成为重点盯防目标。中国政府经常在敏感时间对上述人群进行重点监控（甚至是软禁），但这种不加区别的做法需要耗费巨大的资源和人力。有了预测系统的说明，就只需将那些“预谋”要实施某种反抗的个体及时拿下，从而减少了统治成本。

某公司舆情监控系统的广告

更重要的是，在监控和舆情分析技术的说明下，这一系统还可以预测群体行为——包括罢工、游行、抗议、骚乱、集体上访等。那么，政府只需要在适当的时间节点删除或释放某些资讯，抓捕个别人员（工人代表、上访组织者、网路活跃分子等），或在事发地布置警力，就可以化解或缩小群体性事件。

（待续未完）